邱钟惠
1958年，我在乒乓球队领队张钧汉率领下，与乒乓老将王传耀一起应邀到苏联参加国际乒乓球邀请赛。
一天，在宾馆的大厅里，接待我们的苏方人员焦急地向我们解释什么，边讲边打手势，可我们的俄语翻译不在场，彼此无法交流。我们三人正急得手足无措时，一位个子高高的小伙子从大厅一侧走过来，热情地问：“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原来，他是农业部一个代表团的翻译，与我们同住一个饭店。他看到我们的尴尬状，便主动前来解围。
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叫黄勇，对人热情，彬彬有礼，口语十分流利，而且仪态大方，风度翩翩。首次接触，我感到温馨和亲切。之后，我们曾有过多次会面，虽然都是简短的接触，但彼此似乎都有一种亲近感。他的影子不时在我的脑海出现，每想到他，我顿感脸上发热，心怦怦直跳。
当时对运动员谈恋爱的规定很严，我也无法再度和他联系。日子一久，自然彼此淡忘了。
有一天，突然有人喊我听电话。我接过话筒，那端传来了一位小伙子的声音。啊，竟然是他——黄勇！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又去了一趟莫斯科，见到我的朋友加琳娜（1958年我访苏时，加琳娜是我的陪同，她是东方语言系研究生，后来成了汉学家，是我的好朋友），她给我捎来了一些礼物。黄勇问我：“什么时候送去合适？”我当时十分激动，但却竭力装作平静地回答说：“只有星期天才行。”他又试探着问：“星期天，你不会见其他朋友吧？”我含糊其辞地回答说：“不会。”
星期天，我们在集体宿舍会面了，彼此交谈极其平淡，似乎像熟悉的老朋友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一个星期六晚上，乒乓老将孙梅英和姜永宁夫妇约我去看赵燕侠唱的京戏。幕间休息时，黄勇面带笑容地出现在我面前，他惊奇地问：“你们也喜欢看京戏？”
孙梅英答道：“我和小邱是京戏迷，姜永宁是我拉来的。”
黄勇又问：“为什么不拉小邱的男朋友来呢？”
孙梅英说：“小邱没有男朋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黄勇听后似乎恍然大悟，开心地笑了。
这次剧场意外邂逅，使我们封闭已久的心渐渐敞开，压抑了多时的爱情火花终于擦着了。我心想，从我们相识到巧遇，似乎都是上帝有意安排的，也许这就是缘分。我的心再也难以平静。
此后，我们常常相约去欣赏京戏，感情的闸门洞开。我们相爱了，彼此已是那样的难舍难分。
我们的交往在半秘密状态中进行，只是星期六晚上一起去看看戏、听听音乐，星期天上午一起玩半天。然后，我回宿舍休息，养足精神，准备次日以良好的状态和充沛的精力投入训练。
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为了迎接这次难得的机遇，我向他提议彼此之间暂时减少往来，以便全力以赴训练，夺取世界冠军。在接近比赛时，我们连书信和电话都中断了。
我与黄勇处于热恋之时，我的生活出现了另一个人——当时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张子伟。张子伟是黄勇的朋友，我是在和黄勇一齐看戏时认识他的。我万万没想到，和我结婚的不是黄勇而是张子伟。
1961年，我获世界冠军之后，长期发低烧，感到全身无力。队里很焦急，安排大夫陪我跑遍了当时北京的几所大医院去检查，但始终未能查出结果。开始，医生甚至怀疑我得了癌症，后来住协和医院治疗，病情虽稍有好转，可低烧未能根除。
在我住院治疗期间，社会上盛传我与著名京剧演员张君秋“关系暖昧”，说我“秘密住院是为了打胎”……一时间，这成了爆炸性的“桃色新闻”。其实，当时我与张君秋素不相识，倒是因为这些谣言，我才有机会结识了张君秋这位京剧大师。
风言风语传到了贺龙元帅那里，元帅十分气愤地说：“居然造谣造到我们世界冠军头上来了。”他责令有关领导追查造谣者。
1959年，我随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先到当时的民主德国，然后赴联邦德国参赛。离开民主德国前，领队吩咐所有队员将自己的文字材料（包括日记）全部销毁，说是以防泄密。我便把自己的日记撕碎，扔进了纸篓。没想到，我的一位队友出于好奇，偷偷将那些纸片捡起来重新拼贴，从中了解到我的一段隐私。
1953年，我刚到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不久，就认识了中国足球队著名门将张俊秀。那时，所有的国家运动队都在天津。1958年，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足球队搬到了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在一起生活和训练。我是“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的，足球队员都叫我“快乐的小乒乓”。在训练之余，他们经常找我打乒乓球，我也经常找他们打排球、踢足球。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了张俊秀，觉得他人品和性格都好。于是，我一有空便去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和训练。当时，张俊秀是中国足球队的主力门将，技术堪称一流。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飞身鱼跃扑球的动作，觉得那既潇洒又漂亮。但我从未向他表白我的感情，只是在日记里悄悄地倾吐心声。
那位队友将我的这段隐私捅了出去，领导得知后，马上找我谈话，我将实情告诉了他。他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便去找张俊秀了解情况。结果令我颇为失望——张俊秀已经有了未婚妻！为这件事，我跟张俊秀单独谈了一次话。张俊秀说，他的未婚妻人品好，对他也很好，他不能够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这使我更加钦佩他的为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位队友后来在天坛医院住院治疗时，一些好事的病友、护士向她打听我的男朋友是谁，队友告诉他们是张俊秀。因为她是广东人，普通话吐音不准，人们把“张俊秀”听成了“张君秋”。那些热心的“好事者”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最后就编出了那段“桃色新闻”。
当时，张君秋大师怕我这单纯的女孩子受到如此诽谤想不通，特让京剧大师裘盛戎的女儿来安慰我，让我不必介意。张君秋大师的坦荡君子风度，使我深为感动，也给予了我精神力量。我感到自己虽然被冤枉，但由此而结识了京剧大师张君秋也觉得很荣幸。
岂料这段谣传后来成为我爱情生活的一块绊脚石，最终改变了我的婚姻道路。
谣传自然也传到了黄勇的耳中。但是，他始终未提及此事。凭我的直觉，他不提此事，是因为对我了解、尊重和信任，我也就没向他解释。
一次，我打电话约黄勇一同看戏，他不在，我请接话人转告他晚上在“人艺”门口碰头。我等了很久仍不见他来。（后来才证实这并非他的过错，是接话人没转告他。）正当我焦急等候的时候，张子伟从剧院走出来。他得知我没等到黄勇，便请我到他的宿舍里坐坐，聊聊天。这是我第一次与张子伟单独见面。此后，张子伟多次约我到“人艺”看戏。
有一次，张子伟告诉我：“黄勇并不信任你，他对你那些传闻半信半疑，我还为你辟谣呢。”并说：“其实黄勇虚荣心很重，他曾到处炫耀与你的关系。他之所以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世界冠军。”这些话，使我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我想：他不信任我，说明他并不真正了解我，那么他到底爱我什么？难道仅仅因为我是世界冠军？这太可怕了。于是，我没有做任何的了解和解释，毅然与他断绝了来往。
如今回忆这段经历，我的心情仍然很沉重，很内疚。我觉得自己太“武断”、太轻率、太自傲……埋怨自己不容他做一点解释和辩解。唉，逝者如斯，覆水难收了！
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谁的事，惟一被我伤害的就是对我那么理解和忠诚的黄勇。1987年，我偶然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黄勇与我分手后一直没交女朋友，至今仍孤身一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受到极大震动，甚至连续几夜失眠。我悔恨、自责，有时竟从梦中惊醒……我的精神几乎垮了，真想立即写信向黄勇深表歉意，并且劝他不要为我这个不值得爱的女人而终生不娶。但冷静思考后，觉得错误已铸成，事已时隔近30年，无论我怎么忏悔、如何苦劝都无济于事，相反，还可能再次触及他心灵深处的伤痕，又一次使他受到伤害。要真的那样，我不是更残酷了吗？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把这忏悔永远埋藏在心中……
1963年，我和黄勇分手后，张子伟进入了我的生活。
张子伟是当时北京“人艺”演技较好的演员，当时他的戏演得很出色，也曾使我为之倾倒。在我面前，张子伟总是显得很善解人意，与周围的人相处也很融洽。我对他的感情也从对他艺术才华的敬慕，发展到感激他对自己人格的尊重，直至产生了爱情。就这样，1964年春节，我和张子伟结婚了。
婚后，张子伟经常不回家，我们很少有机会交谈。不久，我怀孕了。这是意料之外的结果。我想，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他的降临，也许会给家庭带来新的欢乐和凝聚力。岂料，张子伟对家庭完全失去了兴趣，经常为一点儿小事争吵。有一次，我请求他不要在家里抽烟，以免影响胎儿的发育，他却气势汹汹地说：“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房里去嘛！”这令我震惊。
在这之后，我难以见到他的影子，即使临产时，我的朋友通知他，他竟然借故连医院也不去。我难过极了，不禁暗自流泪。
那几年的酸苦不是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我只能说，我们都不幸。1967年，我们在没有争吵的和平气氛中分手了。
在十年浩劫中，我从名声显赫的世界冠军，一夜间沦落为被批判的“黑尖子”。
离婚后的日子本来就难过，何况赶上那样动乱的年代。我与儿子相依为命，艰苦度日。国家田径队教练黄健给我介绍了他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期的同学韩模宁。
初次见面，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模宁热情、开朗、坦诚。经过多次接触，我觉得他可以信赖，是值得我爱的男子汉。
模宁，出生于干部家庭，父母都是1923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他从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曾就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模宁的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关进了“牛棚”。后来，模宁也被定为“苏修特嫌”，被隔离审查。l966年，模宁的妻子、平安医院妇产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留下年仅8岁和5岁的一儿一女。
不久，模宁被隔离审查，后又被送到宁夏青铜峡劳动改造。“上面”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划清界线”，否则就是站在“叛徒、特务、反革命”一边，是立场、党性问题。但我深信，模宁绝不会是“苏修特务”。
1970年底，模宁被审查两年后终于从宁夏回到北京。我们准备登记结婚。但是，当时的乒乓球队军管会不同意，还一再责令我划清界限。我的直接领导为了我的前途好心地劝告我放弃模宁。我表示：非模宁不嫁。
模宁所在的单位也向模宁施加压力，转达了体委的意见：为了保护世界冠军，希望他中断和邱钟惠的关系。模宁为了我，表示尊重组织的决定。我十分坦然地告诉他：“我绝不会同你分手，我决心一辈子和你在一起，过去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都能跟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我是共产党员，难道就不能和你同甘苦、共患难？”他感动得流泪。爱情的力量使我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后来，我找当时体委军管会领导进行了一次极为严肃的谈话，领导见我决心铁定，不得已同意我们结婚。这样，我多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模宁增加了一个儿子。
模宁仍是他那个研究所的审查对象，所里把他派到宁夏干校。有一天，他突然打来长途电话说，他被分配去六盘山水利指挥部工作，后天出发。我急忙叮嘱他：“千万别上车，等我的回话。”
我心急如焚，冒着大雨，跑到水利电力部军管会主任办公室请求接见。我对军管会主任说：韩模宁上有年老多病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儿女，生活上压力很大；我自己是从事体育的，工作很忙，若跟他到那里，那里连个体委机构都没有，将无所作为，将辜负国家的培养；只要求把韩模宁调回北京，干什么工作都不在乎。军管会主任很通情达理，很体谅我们的困难，答应我立即通知干校让模宁回北京。
模宁终于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北京水利局工作。后在水利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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